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二十八、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下)

  正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聚精会神地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调整农村政策的时候,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导平定叛乱及相关的宣传舆论工作。

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行得通行不通?还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需要再拿到干部和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这是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广州会议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自从一九五0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

  会议首先讨论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

  刘少奇带头作调查。他深入到湖南农村,

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二十八、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下)。  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一直对西藏工作采取“极端谨慎、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对西藏上层的统战为主开展工作。但从《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实行时起,西藏有那么一股反动势力没有间断过同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的较量。一九五二年发生过非法组织“人民会议”要求中央撤军的所谓“请愿活动”,一九五六年又发生康巴叛乱,都被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平息下去。

  毛泽东先后听了四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毛泽东的许多插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先后在宁乡、长沙的几个生产大队,主要调查食堂问题、退赔问题、社员房屋问题、山林问题等。四月十一日,在长沙与毛泽东会面,就农村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刘少奇这次调查,历时四十四天,其中有三十天住在农村。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西藏地区搞不搞民主改革,这个问题曾经在西藏上层人士中引起不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给西藏工委的复电中明确作出“六年内不改革”的决策。他在这份复电中加写一段话,指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毛泽东同时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①毛泽东把这个复电加发给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把这个决策向正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的达赖喇嘛作了传达。

  十二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听取第一次汇报。

  毛泽东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广州会议结束后他为什么一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以后群众对“六十条”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听完汇报第二天就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准备到长沙再听湖南省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

  为了贯彻“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中央在一九五七年春对西藏工作作了一些调整。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二,驻藏部队减少了百分之七十。

  毛泽东在插话中,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他从广州出发的时候,正是广东插秧季节。他在火车上细心地观看铁道两旁农民插秧的情况,发现插秧还是太密,便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问几个农民,那几个农民都赞成六寸乘六寸的插秧密度。①毛泽东说,瞎指挥生产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是由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人民政府宽大、忍耐的态度视为软弱可欺,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不顾,逐步走上“西藏独立”的危险道路,企图在西藏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

  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前三类在湖北占百分之三,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烂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对于好人,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停靠于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毛泽东听了一段汇报后说:“这只是公社、大队这两级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毛泽东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毛泽东问:“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张平化回答:“群众还是肯讲真话。”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②

  一九五七年五月,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的分裂分子在拉萨成立了名为“曲细岗珠”②的叛乱组织。

  讲到退赔,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关于自留地,毛泽东希望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要大家议一下。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

  对于一个中央文件,毛泽东采取如此慎重的态度,经过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征求意见,从“大跃进”以来,实属罕见。以后,毛泽东越来越看重“六十条”,把它当作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一九五八年四月,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及藏军首恶分子同叛乱组织“曲细岗珠”签订了进行叛乱的同盟书,并在六月初分批前往山南、黑河、林芝等地集结,还企图把山南作为叛乱的大本营,宣布成立“卫教军”。同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积极扩充藏军,藏军人数从一九五一年的一千四百多人迅速发展到三千多人。

  最后,毛泽东说,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①

  毛泽东谈话结束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多了。第二天(四月一日)他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立即赶赴武汉。他对张平化说,他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以下乡为主”。

  毛泽东对西藏地区可能发生叛乱有所警觉。一九五八年六月,青海地区发生了叛乱。这次叛乱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紧密相连。二十四日,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中提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③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听第二次汇报。

  毛泽东在武昌呆了七天。四月一日,会见外国客人。三日,同王任重谈话(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六日,同周恩来谈今年的经济计划问题。在短短七天中,毛泽东游泳两次,跳舞两次,这种情况同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大不相同。说明他的健康情况比较好了,心情也比较好了。经过这一段调查研究,情况更加明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政策心中都有数了,看到了中国农村以至整个国家经济形势好转的希望。

  一九五八年底,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支持的武装叛乱,已经蔓延到金沙江以西大部分地区。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指出:“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说:“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他强调:“(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④这个指示在一月二十四日发出,是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前夕的一个重要指示。

  关于整风整社。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毛泽东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上次听汇报时,毛泽东把他们列入敌人;这次改了,说他们同一、二类有所区别,是人民内部问题。讲到糊涂人,毛泽东说了一个故事。楚庄王当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四月八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回到长沙。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认为时机成熟,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公然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这一天,达赖喇嘛原定要到西藏军区机关住地观看军区文工团演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乘机煽动僧众赶往达赖喇嘛的驻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如约前往。叛乱分子打伤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堪穷·索朗降错,还拖尸示众。他们高呼“西藏独立万岁”等口号,还在罗布林卡集会,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他们纠集叛乱武装七千多人,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等地构筑工事,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贵州省从农村调出来一百万劳动力,这就是一平二调的“调”嘛。北京大学五百多学生去修铁路,苦战二十天,回来后又不休整,结果一百多人发高烧,患浮肿病,后来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见不要随便搞什么不断革命。

  四月九日,在长沙专列上,毛泽东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从晚上七时半谈到十一点二十分。他们俩都刚从乡下调查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谈困难,谈问题,也没有多大顾虑。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插几句话。

  西藏武装叛乱一发生,中央就给予明确的指示。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藏工委:“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叛的理由就更为充分。”同日,总参谋部给西藏军区的指示电也提出:“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三月十二日,正在武昌的毛泽东致电中央说:“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同时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还说:西藏工委争取在拉萨打一大仗更为有利。“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同时提出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⑤

  毛泽东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张平化反映,在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供给制,一个是食堂,一个是粮食定购问题。关于粮食定购,他说,生产队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缴大队的、缴给国家的粮食数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驻藏部队十分克制,采取了后发制人的方针。三月十五日,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第三次致信达赖喇嘛,⑥仍然规劝他“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十五日下午,毛泽东致电中央,说这封复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同时提出:“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⑦

  毛泽东说“这是个新办法”。其实,他早在一九四八年就说过:“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②中国共产党胜利地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它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它能够防止反倾向斗争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避免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毛泽东为什么说是“新办法”呢?所谓新,实际上就是对庐山会议后一味反右的一种修改。

  讲到食堂问题,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张平化说:“现在看来不见得。”毛泽东肯定地说:“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然而,西藏叛乱分子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把驻藏部队的忍耐看作是胆小害怕。三月十七日,达赖喇嘛暗自离开拉萨逃往印度,叛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一直发展到三月二十日凌晨向驻藏部队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发起武装进攻。

  毛泽东对这次整风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说,只要把整风整社搞好了,转变局面、争取丰收并不困难。他认为战胜灾荒、争取丰收有许多有利条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战三年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张平化汇报供给制问题时说:“现在初步地可以说,供给部分超过百分之三十,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毛泽东说:“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百分之三十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调,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

  情况万分紧急,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后果难以想象。西藏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待增援,立即组织拉萨市内现有兵力进行反击。上午十时,人民解放军打响了平息叛乱的枪声。一举攻下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随即又攻占罗布林卡。二十一日清晨对叛乱武装形成合围。二十二日拂晓,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缴械投降。拉萨市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

  当有人汇报说,去年农业书记会议强调发展社有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断然说:“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毛泽东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0年春毛泽东讲人民公社过渡问题的时候,在他强调过渡的条件必须是公社一级的经济比重占一半以上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恰恰是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由于社、队规模划小,又加大了生产小队的权力,原来人民公社的那个“大”字,事实上已被否定。这回毛泽东又说,所谓“公”只是表现在积累上,而且两三年内又不能搞积累,这样,原来的那个“公”字,事实上也发生很大变化。对人民公社制度,毛泽东没有否定。但它的内容,不论在体制方面,还是分配方面,以及农民的生活方式,同公社化运动时大力宣传的那个“一大二公”,是大大地不同了。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电示西藏工委:“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对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二十二日,又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草案)》,提出一边平息叛乱,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地区暂时缓改。

  毛泽东在插话中提出,有些地方,县合并得太大了。从有利于抓好农业生产着眼,以小县制为好。③

  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集中在这四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供给制和食堂看作是平均主义的东西。他对于平均主义表现的认识,已经不限于队与队之间、人与人之间这个层面上,而且深入到供给制和食堂这两个敏感领域。他还说:“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三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军,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样安排,实际上给达赖喇嘛留了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听第三次汇报。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深化。对于公社化以来由毛泽东和由中共中央决定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决定,在一个一个地推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工作的那封信中所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的判断和决定”。

  三月二十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周恩来总理并转毛泽东主席,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的命令,接受国务院的任命,担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当即请邓小平告《人民日报》即予发表。

  随着会议对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逐步发展。谈到价格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提高粮食价格。这个问题,毛泽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一九五九年十月,柯庆施曾向他提出,恐怕要考虑粮食提价问题。当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加城市人口有一亿多。④”当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吃商品粮的一亿多人口的稳定问题,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稳定问题。现在,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能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他算了一笔账,提收购价而不提销售价,每年差价只有十亿元,问题不大。他说:“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

  胡乔木是刚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的。韶山,是毛泽东的家乡,对毛泽东来说,这里是熟人、熟路、熟地方,听起汇报来,自然有一种亲切感。

  山南是这次叛乱的大本营。西藏军区在平定了拉萨之后,迅即调兵进军山南,迅速控制了整个山南地区。这时,达赖喇嘛已于四月十八日到达印度的提斯普尔,发表背叛祖国的“达赖喇嘛声明”。

  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胡乔木说:“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④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三个小队长和这三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开展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毛泽东问:“你参加了?”胡乔木答:“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胡乔木列举了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被破坏了。毛泽东说:“还有,浪费劳动力。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胡乔木说:“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毛泽东又说:“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接着又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答:“农村里头有些问题了。”毛泽东:“锅灶、柴火、粮食。”胡乔木:“主要还有房子问题。根据韶山公社五个大队的统计,八十九个食堂,已经散掉五十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毛泽东又问:“他要维持干什么呢?”胡乔木:“有个思想没有解放,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毛泽东:“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胡乔木:“人民日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毛泽东:“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胡乔木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说:“我们倾向于快一点解决为好。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陆续续自己去解决的。”

  五月二十二日起,平叛部队挥师向藏北青藏公路以西地区挺进。九月中旬基本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后方补给线的安全有了保障。

  讲到这里,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湖南调查组在食堂问题上态度的改变,说明要了解真实情况,特别是食堂这样的敏感问题,必须做深入的调查。走马观花不行,时间短了也不行,只调查一个地方也不行。胡乔木这次对食堂问题的汇报比上一次汇报,深刻得多,具体得多了。他的汇报,把广大群众对解散食堂的迫切希望和要求,活龙活现地展示出来,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听你这一讲,我现在到韶山去,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出来,还不是你讲的这一套。”这时,由中央明令解散食堂的条件还不完全成熟,但湖南调查组关于食堂问题再调查的结果,对毛泽东后来下决心全部解散食堂,肯定是有影响的。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专门谈了西藏平叛问题。在谈到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时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还说:“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⑧

  谈到“共产风”时,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廖鲁言说:“搞丰产田、大办水利是有关部门提的。”毛泽东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胡乔木又汇报分配问题。他说:“食堂问题也跟分配问题连在一起,如果把食堂问题解决了,分配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毛泽东说:“现在不是顺三七的问题,也不是倒三七的问题,而是保五保户和酌量照顾困难户的问题,其他统统按劳分配。”所谓“顺三七”、“倒三七”,都是供给制的概念,即工资部分(按劳分配部分)与供给部分的比例。这样,毛泽东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供给制。胡乔木紧接着说:“多数的社员跟干部都倾向于这个意见。但是还有一种办法,大队三七开,小队全部按劳分配。这样做的结果,大体上就是一九开,这样五保户有了保障,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户,也可以过得去。”毛泽东说:“这种户可以喂猪。”意思是说,对他们不必用供给制的办法照顾,但胡乔木仍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毛泽东问:“他们赞不赞成呢?”胡乔木答:“这个意见可以得到多数的同意。”毛泽东又说:“还有另一种照顾的方法,湖北的办法,在分配工作时给他一些便利。”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总想不采取供给制的办法而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困难户的困难问题,尽量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他再次强调:“基本原则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付酬。这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换,按照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

  连日来,西方国家和印度等国对中国平息西藏叛乱进行指责。毛泽东密切关注这些动态,他要《人民日报》有选择地刊登一部分内容。四月二十五日,给胡乔木、吴冷西、彭真写了一个批语,对有关平息西藏叛乱的宣传工作,提出重要的指导方针和策略原则。指出:“‘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十八日⑨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气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⑩的评论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二十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⑾

  汇报当中有人说,整风过后,还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指头”出发。毛泽东却说:先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毛泽东向胡乔木提出另外一个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胡乔木认为:“现在由小队分配,恐怕还有点困难。因为大队可以超越小队范围组织一些生产、组织一些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为小队服务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队这方面的收入来补充小队。”毛泽东进一步提问:“比如讲,韶山大队十一个生产小队,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时候拉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胡乔木说:“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众反应不多,实际上各小队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很多。”毛泽东说,这是私分的结果。胡乔木认为,这里有一个经营得好不好,超产不超产、养猪养得好不好的问题。

  隔了几天,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电讯稿《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用事实驳斥了境外一些人散布的谣言。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估计形势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既定的思想框框。这次毛泽东突破了这个框框。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胡乔木问:“主席,你对我们这里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没有什么。就是要用真正听群众的意见这种态度,不能学那个桥头湾小队长那样一种态度。”桥头湾小队长是一种什么态度呢?胡乔木在汇报时,曾讲到韶山大队桥头湾生产小队队长,不给社员分自留地,当然也就不让社员养猪,茅房也只有公共的,没有私人的,思想比较“左”,又坚持自己的意见。

  ①《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54页。

  听完汇报,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下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0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他说: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毛泽东在听取张平化、胡乔木汇报的时候,讲话不多,主要是听,提问题,听得很仔细。对他们的汇报以及对湖南的工作,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性意见。但他敏锐地察觉到湖南工作有些问题,却又丝毫没有流露。四月十一日,毛泽东致信汪东兴,要他打电话给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住三五天,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毛泽东觉得,湖南同志对于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遍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里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⑤当时,湖南正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多住了几天,主要是为了了解开会情况。

  ②“曲细岗珠”,汉语译为“四水六岗”,指包括西藏、四川、青海等省区在内的全部藏族聚居区。

  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

  四月十四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四份材料。四份材料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湖南调查组根据韶山一个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⑥

  ③毛泽东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4日。

  最后,讨论一九六0年的日子如何过的问题。在讨论中,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毛泽东说: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陈云接着说:明年情况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这时有人补充了一句: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最后,毛泽东概括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⑤

  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把胡乔木的来信及四个附件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予以讨论。十六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会上,“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⑦过了十天,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在文件标题下面加了一个副题“胡乔木同志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以突出食堂问题。

  ④《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4页。

  一九六0年即将过去。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汇报会,毛泽东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是在食堂问题上的真正突破。曾几何时,“公共食堂万岁”,“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必须坚持公共食堂”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人们都把公共食堂看作人民公社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反右倾”运动中,多少人因反对公共食堂而被批判甚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情景,人们记忆犹新。人们的思想被紧紧地禁锢着。况且,“六十条”对食堂的规定,总的精神还是要办。所以,在解散食堂问题上,要全党上下达到一致的认识,还需要一段时间,并且涉及修改“六十条”的问题。但从毛泽东的态度,特别是从转发胡乔木的调查报告来看,他是想在将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

  ⑤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手稿,1959年3月12日。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

  毛泽东四月十八日离开长沙,经南昌到达杭州,住在刘庄。浙江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也都搬到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

  ⑥这封信是中共中央代拟的。

  由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他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毛泽东指出: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要邓小平与田家英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定于五月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说:“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小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⑧会议通知于当天晚上发出。

  ⑦《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5页。

  关于一九六一年钢产指标,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讨论得最多。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二千一百五十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二千万吨。毛泽东说: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而后炼钢。李富春说:下午开了个小组会,提出几种方案。第一方案一千九百五十万吨,第二方案一千九百万吨。毛泽东说:看来一千九百万吨比较稳妥,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矿石、运输的情况。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想,今年仍然搞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恐怕也难避免去年的苦头。听说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一千八百万吨。王任重说:是中南组叶剑英提的,搞一千八百万吨钢,提高质量,集中力量搞农业。毛泽东说:我担心就是一千八百七十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有几年了嘛,一九五九年就有点紧张,只是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一千三百五十万吨一下子提到一千八百七十万吨。刘少奇说:看来,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后来又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邓小平说: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挤了。李富春说: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产的面铺宽了,分散了力量。彭真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只增长了一倍。毛泽东说:总之,今年就是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线。刘少奇说:指标搞低些,努力去超过。毛泽东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后从九月开始大搞,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一九六0年又搞了一年。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收到会议通知后,按照通知的要求,纷纷到农村作调查。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45页。

  对一千八百七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产生怀疑,这是对的,但仅仅怀疑仍远远不够。当时钢铁及整个工业战线的困难情况还没有充分暴露,毛泽东等人对工业战线的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的框框。

  五月初,毛泽东收到陈正人从四川简阳县一个公社写来的信,很高兴。他借复信的机会,再次催促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到农村去做调查。信是写给李井泉和陈正人的,其中写道:“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⑨这时,毛泽东已从杭州到了上海。

  ⑨应为20日。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五月七日,周恩来从河北邯郸打电话给毛泽东,汇报他在武安县伯延公社等调查的情况。周恩来汇报了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无收。⑩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⑩指《光明日报》。

  毛泽东又问到粮食定购问题。他说:陈伯达送给他宝坻县一个生产队的材料。那个生产队经过整风,干部作风转变了,社员生产情绪提高了,生产增加了,只要他有余粮,还是要卖给国家的。从这个材料,毛泽东得到一个启发,他希望各省市区的同志,各中央局的同志,自己去摸一个生产队,心中就有数了。他说,现在整风是整顿那些坏的单位,最好摸一个有曲折发展过程的单位,如宝坻县那个生产队,刮过“共产风”,后来纠正了,生产又上去了。

  ①指秧苗的行距和株距各为六寸。“大跃进”中瞎指挥,搞过度密植,许多地方批评六寸乘六寸是“稀植”,是保守。

  ⑾《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86、187页。

  李富春继续汇报。当讲到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时候,毛泽东说: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陈云接着说:我们不是讲共产主义风格吗?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仅省市区要通盘考虑,中央局也要通盘考虑。最后,毛泽东要李富春把今天讲的这些,明天在全体会议上再讲一下,大家议一议。⑥

  ②毛泽东同张平化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3月31日。

  四月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前往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五月七日,毛泽东高兴地会见他们。

  一月九日,毛泽东听第五次汇报。

  ③毛泽东同张平化的谈话记录,1961年4月9日。

  毛泽东关切地向他们询问对民主改革的看法。班禅表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毛泽东说:“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

  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印发了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要各组讨论。鉴于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对胡乔木起草的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三大纪律”,胡乔木写的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作坏事要批评揭发。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亦即党风中的要害问题。

  ④《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中,最后一句是:“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

  他说:“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①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得更简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一九三0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他说: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事情发言权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其实,调查材料不在多,一个好材料就可以使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整风整社有通海口的经验,现在又有信阳的经验,就解决问题了。调查材料搞了一大堆,会使人陷入材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

  ⑤毛泽东给汪东兴的信,手稿,1961年4月11日。

  谈到宗教政策,毛泽东说:“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式下发。

  ⑥胡乔木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61年4月4日。

  西藏是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毛泽东对西藏寄予深切的厚望。他说:“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②

  刘子厚汇报河北省在整风整社中揭发出两个县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在三类县、社、队不能依靠原来的干部,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前年庐山会议,没有意识到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烂掉,被篡夺了领导权。由此,毛泽东提出不要为假象所迷惑。他说:河南一九五九年就说有四百五十亿斤粮食,实际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二百一十亿斤是假象,我们被这种假象弄得迷糊了。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要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抓住本质。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观实际。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当然,我们的认识只能大体上接近客观实际,力求缩小同客观实际的距离。⑦

  ⑦王任重日记,1961年。

  一九六0年七月,平叛部队歼灭了整个西藏地区的大股叛乱武装,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斗争,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统一,增强了民族团结。在平叛过程中,西藏地区普遍实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摆脱了农奴制的枷锁翻身解放,为西藏地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⑧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61年4月25日。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按照统一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毛泽东留在郑州,就近了解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同时指导全国。

  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⑨毛泽东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手稿,1961年5月6日。

  会议结束的当天(三月五日)晚上,毛泽东在河南省交际处会议室,同出席六级干部会议的省、地、市委的一些书记谈话,了解会议情况,七日凌晨又在专列上听取省委领导人的情况汇报。八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九日凌晨,又在专列上约吴芝圃、胡乔木,谈他对《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和根据综合材料制定的《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的修改意见。

  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⑧

  ⑩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话记录,1961年5月7日。

  谈完意见,已是凌晨两点。毛泽东听说湖南省委要到三月十六日才开六级干部会议,觉得太迟了,又提笔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催促他们尽快召开本地区的六级干部会议。他要求各地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都应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还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③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作过许多论述,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绝大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著述,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论著就很少见了。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它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总结经验的产物。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五月八日,毛泽东收到胡乔木当天的来信,信中报告最近调查情况。(一)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为六个,其中五个不久都将不办。对于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基本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应热烈的程度难以想像,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预计最近即可在湖南全省范围内解决。(二)农村商业问题。湖南省委已决定原韶山的五个公社作成立供销社的试点。(三)手工业问题。中南各省委都决定,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四)城市居民食堂问题。我们在湘潭市调查发现,这类食堂实际上是强迫参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小于农村。(五)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这样做势必增加人员,分散精力,实在困难,而且对附近农村的生产也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六)城市工商业和城市整风方面,有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迫切要求解决,对此,需要进行专门深入的调查。①

  三月八日至十日,毛泽东先后批转湖北、安徽、湖南、广东省委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报告,再次强调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把方针一放,几天功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④

  历经二十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五月九日晨三时,毛泽东将胡乔木来信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午四时半复信胡乔木:“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②

  三月十一日,毛泽东来到武汉。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向王任重了解湖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十四日和十五日,又两次听王任重汇报。十七日,在洪山饭店接见参加六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人员。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从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一九六0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表示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全会还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指出,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五月十三日,毛泽东转发了邓小平、彭真十日来信。邓小平和彭真直接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的顺义、怀柔作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的主要情况是: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都已调整,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关于供给制,要求废除,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实行“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制度。关于食堂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关于耕畜、农具,普遍主张归生产队所有。对于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为此,又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③

  这时,毛泽东陆续收到一些省市区党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放在哪一级。郑州会议上定的是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但现在有两种不同的主张,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提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到了武汉,他找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王任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周小舟表示赞成河南的办法。接着,毛泽东又收到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湖北的做法大体相同。

  毛泽东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⑨

  毛泽东已陆续收到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来信。从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连续转发了其中的四封。④对张平化的来信还写了一个批语,强调调查研究。话虽不多,份量很重:“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⑤这个批语是在天津写的,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是二者可以并行呢?其实,毛泽东是倾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但他认为还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商量。为此,三月十五日又写了一个《党内通信》,写道:“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⑤

  毛泽东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扭转整个形势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那就是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工作环节。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于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召开。前一段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与会者对情况有了更深入一些、更真实一些的了解;思想解放的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总的说来,是前进了一步,比较敢于讲真话,说实情。并且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开得比较活泼。

  不久,毛泽东接到河南省委三月十八日的报告,报告说,在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决定改变原先的决定,同意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写了批语:“河南改变方针,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不久,这个报告转发全国。

  八届九中全会刚一结束,毛泽东忽然见到他三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早已散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在一九五九年从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的,由田家英亲自送到他手里。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对这篇文章一直念念不忘,时下正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真是来得恰逢其时。

  会议开始一段,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讨论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讨论粮食问题。六月二日、三日、五日,讨论林业、商业、手工业等问题。最后,讨论了一下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三封《党内通信》,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信中要求各地在开过六级干部大会以后,还要接着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除了继续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他情深意切地嘱咐全国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⑥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经修改后,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经过反复调查,充分酝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如果没有这样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是不可想像的。

  此外,在各地召开的县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上,还普遍提出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田家英同志: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春天已经过去,夏荒正在面前。从“十二条”下发以后,农村形势开始有所好转,但是粮食问题依然是十分突出的问题。周恩来和陈云在全体会议上专门讲了粮食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就这个问题讲了话。刘少奇说:现在各种矛盾都集中在粮食问题上。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不可。现在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⑥陈云分析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四条办法。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这是根本的。二是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这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是必不可少的。他说:“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⑦

  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问题,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都是涉及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是在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过程中,从实践中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都要提到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去解决。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三年中间,全国共招收职工二千五百多万人,使城市人口从九千九百万增加到一亿三千万。而粮食,一九五九年以来连续两年大幅度减产。动员城市人口(主要是从农村招收的职工)下乡,压缩城市人口,成为解决经济困难问题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这次会议,还制定了关于手工业问题、商业问题、林业问题、退赔问题等四个文件。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开始。毛泽东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就有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和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六月十二日上午,发表了讲话。

  毛泽东说:“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有几个省充分注意了,有些省现在还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小队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⑦此前,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路过南昌时,就曾向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说过:“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农具在那里,小队不负责任、没有积极性怎么行!”⑧

  毛泽东

  他说:这次会议大有收获。去年北戴河会议时不甚清楚。后来十月开了几天会,搞了“十二条”,但是还要办食堂,还要搞三七开。今年三月广州会议,大有启发,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广州会议搞了“六十条”,就解放思想了。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不彻底。至于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林业问题,没有提到。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我也不例外。

  所谓生产小队,它的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初级社。承认小队部分所有制,涉及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随着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冷静下来的分析,从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个根本点出发,毛泽东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上,又向着现实的方面迈出一步。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毛泽东建议大家再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关于算账问题,他说:“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一般不算账。实际上是某一些不算,另有许多非算不可。主张不算账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党委,第二是穷队,第三是县委。这些是得便宜的。而下面就要算。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算账有个好处,就是能训练我们的干部。”⑨到三月三十日,他的态度更加明确而坚定,而且把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他在一个批语中写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⑩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以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一次回顾自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经验。他说:

  ①薪巴,藏语,农民。

  毛泽东又及”⑩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Ο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

  ②《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96-200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农村。毛泽东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③毛泽东:《党内通信》,手稿,1959年3月9日。

  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23日。

  他说:

  ④毛泽东对中共湖南省委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3月9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2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68页。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⑤毛泽东:《党内通信》,手稿,1959年3月15日。

  ③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27日。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Ο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受了苦就是了。”⑧

  ⑥毛泽东:《党内通信》,手稿,1959年3月17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33页。

  ④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毛泽东对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作过多次回顾和总结,而这一次比过去任何一次讲得更加系统而深入,对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所犯的错误)作出明确判断。第一,庐山会议后应当继续反“左”,反右错了。(但毛泽东仍坚持庐山会议关于彭、黄、张、周的错误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反右把许多好人、说老实话的人,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是“反革命分子”,犯了错误。对一切受了冤枉的,都要平反。第三,郑州会议精神、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食堂和供给制的问题是不正确的。第四,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再度泛滥。第五,强调普遍反对“五风”特别是“共产风”。整风整社,开始主要整三类县、社、队,强调夺权斗争。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村中主要的普遍的问题是“五风”问题。第六,总的说来,现在大家解放思想了,对社会主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